宗教对话 从经典互读开始

       和谐的宗教关系，是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和谐宗教关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建设和谐的宗教关系，宗教界和学术界作了许多讨论，提供了诸多有益的方案。本文将结合当前国际宗教学术界的一些观点，立足于中国传统宗教关系的有益经验，提出以“经典互读”或“比较经学”的宗教对话方案，来探寻建设和谐宗教关系的可能路径。

　　宗教对话的历史模式

　　人们普遍意识到，要达致和谐的宗教关系，宽容和理解是第一步。而要达到相互宽容与理解，就必须进行宗教间对话。对于宗教对话应如何进行，当前为人们熟知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以汉斯·昆为代表的“以全球伦理切入宗教对话”模式，保罗·尼特的“以社会实践带动宗教对话”模式。按前者，世界各大宗教的教义虽殊，但对于某些基本的伦理原则却普遍认可，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可谓各大宗教共同认同的金规则。因此，在“一个为各宗教所认同的最低限度的伦理纲领”，即所谓“全球伦理”的基础之上，各大宗教可以进行深入对话，从而重建全球秩序，实现世界和平。按后者，尼特认为，宗教真理也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理论，因此，各大宗教应该把各自的理论差异、教义主张先悬置起来，以“苦难的世界”作为实践的对象，携起手来，在解决世界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实践活动中实现宗教间的对话。

　　上述模式为人们建构和谐的宗教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在实践中却存在着以下问题：一、它们只是抽象地讨论宗教间可能的对话方式与类型，却不具有将各宗教带到一起坐下来进行深入对话的能力；二、对话产生的成果不能真正地为各大信仰传统的追随者所认可，对话成为少数几个宗教学家的智力游戏；三、无论是寻找最低限度的伦理，还是将教义或理论加以悬置，实质上都偏离或模糊了宗教对话的目的，参与者对另一种宗教并未得到深化了解，宗教对话的真正目的，即在信仰上的真诚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奢望。

　　经典互读与宗教对话

　　由于存在上述缺陷，当前国际学术界在探讨宗教间对话时，已逐渐放弃预先在理论上设定对话模式的做法，而开始重视各大宗教共同的一个文化现象，即对“经典”的尊重，并通过“经典互读”或“比较经学”的方式，达到宗教间的对话、学习和反思，最终实现在信仰上的真诚尊重。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宗教对话的新路径就是：宗教对话，从经开始。其具体做法是：邀请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去阅读或注释另一个宗教传统的经典。它不以阅读者皈依某一宗教作为出发点，而是在对另一宗教经典的阅读或注释中，发现对自己的宗教有所启发的地方。它甚至不预先假定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多少的相同点，而是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辩论或开放自身，从而实现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这一新的宗教对话路径，在英国以剑桥大学的大卫·福特，在美国则以哈佛大学的弗兰西斯·克鲁尼为代表。他们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宗教对话从阅读各大宗教的经典文本开始。宗教经典在各大宗教传统中享有权威地位，也是各宗教之理论、实践的源泉。就此而言，阅读彼此的宗教经典既是底层的工作，因为经典是各大宗教的根基；又是顶层的工作，因为阅读经典、解释经典而形成的理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2.比较经学既是为了对话和加深彼此的了解，又是在对一段经文、一个理想人物或一个宗教伦理的讨论中，更深地反思、重构并丰富自己的信仰。简言之，它是通过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

　　3.比较经学不仅是为了寻求共同基础，而且是通过回到各大宗教的源泉，去看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自己在面对另一种宗教时犯下独断性之错误。

　　在英国大卫·福特的影响下，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聚集在一起阅读彼此的经典，已有十几年的时间。而弗兰西斯·克鲁尼则深入印度教学习，将印度教与基督教的经典进行比较性阅读，在美国带动了“比较神学”的兴起，并开始出版“跨宗教经典诠释”系列。在他们的具体实践中，已形成了经典互读的如下操作原则：

　　1.经典互读是多样的宗教信仰者共同参与的寻求智慧、真诚沟通的活动。在对话中，每一宗教传统都被真诚地对待，是被尊重的“另一个”。

　　2.经典互读并不是要消解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在对差异性的尊重之上，寻找彼此可以深化理解、丰富自身的因素。

　　3.经典互读既注重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对话，又强调当下的处境，在对当代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的回应中重归经典，只有这样，才能使经典互读的成果具有当代相关性。

　　4.经典互读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邻居的其他宗教，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经典和传统，最终使宗教对话成为一种对更高智慧的寻求。

　　5.经典互读的实践包含着一种潜在的自我反省，包含着对于一切自我封闭、自我诠释和自我独断论的消解。

　　经典互读的现实意义

　　上述经典互读或比较经学的运动，对于我们在中国建设和谐的宗教关系具有突出的意义。首先，它不是将宗教对话局限在边缘性的伦理教导或社会实践方面，而是集中到各大宗教的核心经典，因此，从广度而言，对话的成果将影响到各大宗教的最广泛信众；从深度而言，从另一个宗教传统的角度对经典所作的诠释将使双方都发生深刻的改变。其次，它可以真正地做到以比较促对话，在对话中求和谐。现代宗教学的诞生就源于各大宗教的比较研究，但以往的比较研究只注重于外在的、客观的同异对比，其实际效果只是“各说各话”，达不到深层次的理解与沟通。通过经典互读的活动，另一个宗教的传统被引入到对这一个宗教经典的阅读之中，相同之处可以深化理解，相异之处则可促使彼此的反思。最后，它要求经典互读不能离开对当前共同的经济、社会与生态问题的回应，这将使我们能够在经典解释的高度，发挥宗教在经济与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

　　以经典互读作为切入点，来推动中国宗教间和谐关系的建设，有着切实的可行性。首先，在中国本土宗教如佛、道教中，经典互读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它们不仅互注经典，而且很多经典都是共同地被佛道教所尊崇。将中国本土宗教之间经典互读的传统揭示出来，对当今世界处理宗教间关系有着广泛的启示，是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中国经验”。其次，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天主教同属“亚伯拉罕系宗教”，在文化上有着同源性，它们的宗教经典所引用的理想人格、宗教隐喻、伦理教导等也都一脉相承。甚至说，它们的经典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典互读的过程。最后，在外来宗教适应中国文化的过程中，经典互读也是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所遵循的一个基本路径。形成于我国明清时期的一个伊斯兰教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回儒”所采取的“以儒诠回、回儒共明”策略，就是在伊斯兰教与中国儒家之间的经典互读；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此后产生的一批中国士大夫基督徒，也走了一条用儒家经典来诠释基督教信仰的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的中国经典被援引来论证基督教的信仰。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典互读中，天主教在中国得到创造性的丰富，发展出某种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在当代中国，鼓励伊斯兰教、基督宗教深入地阅读中国经典如《老子》、《论语》与《孟子》等，用中国经典来诠解《圣经》或《古兰经》，或者反过来用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神学来诠释中国经典，仍然是它们在神学思想上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途径。

　　总而言之，在中国各大宗教之间开展“经典互读”和“比较经学”的活动，有助于推动宗教之间的深层了解和对话，有助于促进各大宗教自身的思想或神学建设，有助于提升外来宗教的中国化、本土化的层次，是发挥宗教在社会和文化建设中积极作用的有效抓手和切实途径。

　　（本文作者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