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大师对几个社会问题的看法

---赴清华学习心得笔记

    在这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在市委统战部的组织下,我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和自豪,在众人万般羡慕之中与其他党外干部一起来到了清华大学,我们全班同学无不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课堂上认真听讲，热烈讨论；参观中留心观摩，虚心求教；课余时间，大家积极锻炼，或广泛交流。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给这个和谐的集体；每一天，将自己的所有精力投入到了这次求知的历程。值此回视培训历程、盘点学习收获、筹划工作之际，我们既感动于组织上的关心和领导们的关怀，又感慨于时光的短暂和友情的珍贵,更感叹清华大师们开阔的视野和博学生动的讲课。在此，特将清华大师对部分社会问题的看法提出供大家参考，转述如有错误或不当之处，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重建社会基础制度
    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不断增大，从1993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53，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制度不健全，贪污腐败屡禁不绝，贪官层出不穷，灰色收入占据了GTP相当大的比重。每年因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的金额超过万亿人民币。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中科院调查报告）；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居民自费占60%，集体负担占25%，居民投入占15%（2005年两会期间数据）。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法室提供的资料显示，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退休双轨制”，待遇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到2006年底，全国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退休金平均高出企业两倍多，随着津补贴改革的到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2007年上海某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企业高工，月退休金2006元，某民主党派机关一个普通司机退休金为2550元。华南某市部分企业副高职称的退休专家养老金约为930元，仅仅相当于当地机关事业单位清洁工工资的一半。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指出: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年均增长6.31%，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利益关系的矛盾已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急需重建各项社会基础制度来调整利益分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制度：1、国民收入登记制度。2、规范的现金管理、票据管理、账本管理制度；3、能够显著缩小贫富差距的所得税、遗产税征收制度；4、完善的住房、医疗、上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5、能够充分保护工人权利的劳动就业及工会制度。只有建立与完善这些制度，才能防止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抑制贪污腐败，保护国民利益，改善民众生活,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保障国家的平稳与发展。
     二、调整信访维稳思路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在百度搜索引擎中包含“不稳定因素”关键词的网页，有5百万之多。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矛盾，一般的纠纷等等，都被当作“不稳定因素” 。各种不稳定因素：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牧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其他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而当前我国的法律不够完善，部分法律判决可伸缩的空间太太，导致部分案例判决合法但不合理。此外，法院还存在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够方便、快捷，成本过高，法院的权威性、公正性还得不到群众的充分认可等问题。导致部分群众不愿意去打官司，而目前的信访制度又为群众解决问题在法庭之外找到了一条成本低廉、方便快捷的途径。 因此，当问题得不到解决时，部分群众不找法院，在基层政府调解不成后就直接上访。而目前的信访问责制又逼迫基层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息访，基层政府部分成员为了化解上访矛盾，避免被问责，往往不惜违背原则满足上访户的要求，进而这些上访户又影响其他群众的看法，导致其他群众也不找法院而是去上访，产生蝴蝶效应，上访的群众不断增多，于是地方政府往往是越维稳越上访，越化访越上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认为：作为上级政府，应能适当容忍下级政府辖区内部分群众上访。作为地方政府，不发展不一定没有问题，但发展必然会带来问题，发展越快，带来的问题也越多。所以上级政府不能把上访作为考核下级政府官员是否合格的标准，更不能把上访户简单的依据辖区管理原则，由辖区干部实行责任包干。因为基层政府不能统包处理所有问题，许多问题基层政府无法处理或只具备调解权利，该由法院判决的还得由法院判决，该由职能部门处理的还得由职能部门处理,基层政府不能越俎代疱，否则会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和影响有关部门的权威。作为上级政府，如果要因信访问题处理干部，只能处理因干部违法或处置不当造成的上访，而不能简单将某某上访户分给某位干部看管，一旦这名上访户没有看住越级上访，就处理这名干部，这样只能破坏上级的威信，影响下级的积极性，使中国走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之路。
    三、优化经济发展模式
    内地经济与浙江经济比较，最大的区别是：内地主要是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将招商引资列为绩效考核任务，分配到单位，责任到个人。结果是企业引来了，但由于没有进行系统的产业布局，引来的企业或利用完资源一走了之，或由于互相不配套而没有竞争力，企业来一家死一家，来之前是外商，来之后变成内伤。再之后就变成无商敢来，招商引资变成了布置绩效考核任务的数字游戏。而浙江主要从市场需要打造产业，依照市场需要生产产品，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配套，精细分工，每一个产品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产品成本低，企业竞争力强。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钟朋荣认为：发展县域经济，要向温州学习。要想办法降低税费，提高区域内企业的竞争力。要正确处理好引进外资与扶持本地企业的关系，要充分发掘本地企业的优势，培养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要将这些企业产品的生产分工不断细化，进而形成高度专业化的产业链。要充分利用民间资本，鼓励本地居民根据市场需要，积极融资，互相合作进行投资。